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《六艺》者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。

并非因为我像儒家那样扣则鸣，不扣则不鸣，而是因为士虽有学，而行为本焉。墨子说行莫辩於身者不立，职业伦理一旦形成就必须作为社会契约被实实在在地执行。

不少宗教团体还组织志愿者上阵帮扶，让人感佩宗教徒的慈悲济世的精神。黄蕉风：宗教团体在这次抗疫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卓越。边国至境四邻莫救，二患也。肆无忌惮的吃野味是这次肺炎大爆发的根源。而瘟疫的产生，说是人祸也不为过。

程楚键：在疫乱中，譬如以邻为壑、移害外乡等现象都属于自私自利的行为，大概是文革对文化破坏所造成的后遗症。很明显，疫病暴露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卫生问题或者吏治问题，而是我们当前社会中的整个结构性、建制性的问题，牵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——对言论自由的尊重、对异议的宽待、对民间自组织团体的包容，以及全民精神文明、传统风俗、饮食习惯的反省和改良。就后者而言，它又是维护人伦秩序与处理人际关系的习惯法。

就前者而言，它是指导国家与社会运作的宪制性存在。道统高于政统，更高于现世皇权，因此，无论是北上的南方理学家，还是接受了理学的北方儒生，大家都能够从维护道统的高度出发，在并不优越的环境下坚持儒学的传播与发扬。激进主义与功利主义犹如脱缰野马一样不可收拾，整个民族陷入狂热与浮躁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古训早被抛诸脑后，恨不能一步登天。一代宗师钱穆说：任何一个国家民族，它能绵延繁衍，必有一套文化传统来维系、来推动。

虽然从短期的政治现实来看，南朝为北朝所灭，原本衰落的皇权在北朝得以重振。但实际上，终孔德成先生一生，也并未领过奉祀官之职的任何俸禄。

北学则主要坚守汉学传统，重视章句名物。终有唐一代，官方对于儒学的尊崇、和对于孔子后裔的优礼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至汉武帝时，随着汉初军功集团的凋零，以及儒生看到大一统帝国已成定局而作出的部分妥协，官方意识形态选择影响最大的儒学而非楚人重视的黄老之学，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。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上，有一个颇为古老和重大的概念，即二王三恪之礼。

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，而合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、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。而此制度的改变，距明代宗景泰二年（1451）为尊崇圣道、统承先范，而始设颜孟五经博士以承祀事以来，计五百五十九年。明代开国之初，朱元璋就大力崇尚儒学、特别是程朱理学，在这种热潮的驱动下，优礼孔子后裔已然成为帝国尊儒崇道的一项重要内容，故而对衍圣公也给予了超过前朝的优渥礼遇。而原本维护经学地位的科举考试，在盛唐以后变为首重以诗赋为主的进士科，士人群趋文辞而舍经书不观，甚至于一度出现了视明经科为贱科的现象。

对此，我们依旧充满希望。自颜子而外，曾、思、孟递演宗传。

处于这样一个时代，朝廷对于孔子和儒学的推崇，以及对于孔子后裔的优礼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超越了之前的各个时代。然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唐代经济、政治、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，而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，则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，也就是史学界所说的南朝化。

频繁的战争让氏族、邦国成批量的解体，原子化的个人在变革大潮中无处容身。而贞观十二年，又以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孔颖达奉命作《五经正义》为代表，标志着南学取代北学为结果，经学亦重新实现了统一。论者每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古今一大劫，而不知汉末‘圣文埃灭之情形固几乎与汉初相似也。重视礼乐的精神内核与象征意义，通过礼乐制度来重建权威，利用礼乐教化来挽救世道人心。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前，孔子已有圣人之名，其子孙也被视为圣人之后，得到各国的重视，各国对孔子后裔竞相礼聘，乃至孔子后裔亦有出仕各国甚至官至宰相者。元、明、清三代，虽然也对前朝皇室封以爵位，但却视之为臣子，而不再立为宾恪，但同时，对于孔氏嫡裔的优礼与尊崇却又有增无减。

宋太祖建隆二年（961）诏贡举人就国子监谒先师，著为令。进入东汉以后，则又与皇室大力推崇、社会普遍迷信的符命谶纬牵扯到了一起，带有了许多神学的意味，于是天命流为图箓谶纬，灾异成为具文。

至高宗时，又勅州县未立庙者速事营造，从此，孔子之庙遍天下矣。但是，由于统一的实现，使得南宋诸儒的学说，得以大量而完整地传往北方，大大地扩大了理学的影响。

明成祖永乐年间勅修的《四书大全》《五经大全》与《性理大全》，成为明代二百余年间科举的依据，同时确立了朱子之学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独尊地位。时局的板荡，非但造成了骨肉的分离，更造成了孔子林庙的破坏。

西汉后期，儒生借助道统的力量来反对朝政的失政，最终选中了王莽来实现儒家的理想，但却因为不切实际而遭到惨败。然而此时的儒学更多的是被当成一种实用的学问而非践行的信仰，无论是士人还是民众，在思想与生活中更多的仍是受到佛、道二教的影响，可谓是儒门淡泊，收拾不住。爵则真王，礼乐则天子，其子孙亦以渐而隆崇，号为上公，秩乃六卿，虽以夷狄僭篡之主，不能有所裁损。《五经》的地位已经超越一切，成为政令与谏言合法性的来源。

孔子后裔的袭封更不像唐代那样稳定，甚至爆发了传说中的所谓反仆为主的孔末乱孔血腥事件，世爵几被外人所窃取，这是孔氏阖族的巨大不幸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，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，可见道统的力量之大、之巨。

理学可谓是一种新儒学，宋代理学的初兴，约在北宋真宗、仁宗之际。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。

另一方面，与之前的历次改朝换代完全不同的是，民国的建立同时也伴随着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冲击，士大夫阶层失去了制度的保证而趋于解体，古老的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不过秦国在暴政中很快崩塌，生长于山东六国地区的汉高祖刘邦虽然未必服膺儒学，但对圣人孔子却满怀景仰，以帝王之尊亲自祭祀，预示了儒学的复兴。

两汉时代孔子的后裔多能祖述家学，在朝廷中有一席之地，甚至能出任三公级别的高官。文武之道、礼乐之制，当此濒临消亡之际，中华文化很有可能像后来的罗马帝国那样在享乐、堕落和战争中消亡。不过虽然有少数理学大儒如许衡、吴澄等被元朝统治者重用或是优礼，但士大夫阶层整体上已经降为从属的政治地位，因此只能在著书讲学上有所作为。北宋开国之初，有鉴于唐末以来藩镇割据，军阀混战，政权频繁更迭，故而力行崇文抑武政策，对士大夫阶层的优待超过了此前及以后的任何一个时期，这就为宋代文化的繁荣打下了一个基础。

要言之，秦始皇以任法为主，列儒术为诸子之一。（《宋史·卷七》真宗本纪）而赵宋王朝对于孔子嫡裔的优礼上，从宋仁宗封孔宗愿为衍圣公开始，除去宋哲宗时曾短暂改为奉圣公，旋即改回以外，此后历朝历代，孔氏宗子代代承袭这一封号，直至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改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为止。

但另一方面，历史上唯一出现的一次孔氏世爵中断、孔子林庙无依和天下儒门无宗的43年，这样一个特殊现象也正是发生在此时。然而东汉政治的黑暗，已然超越了人们所能想象的范畴，人们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于是在完全理想主义的王莽式改制之后，神学化了的今文经学也逐渐被人所抛弃。

当此环境下，规范被践踏，秩序被破坏，德治被抛弃，礼乐失去了旧日的尊严与力量，成为了当权者夸示与享乐的工具。但既然是神学，就讲究应验。